晋商网读K42晋省商帮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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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毅文稿?晋商研究-42》

晋省商帮溯源

孔祥毅

本文是应中国商帮研究会为其《商帮朔源》一书写的专稿，原名《晋帮商人朔源》，浙江人民出版社年8月出版。后被选入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编著的《晋商研究》年第1期，经济管理出版社年出版。从古代山西商人说起，回顾晋商的发生发展直到明清称雄商界，中国最早的商业活动与商祖虞舜出自山西，历经汉唐宋元，商业发展一直都比较快，直到明清才称雄商界，成为一个独特商帮。山西地处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会地区，边贸长期是山西商业的一大特色。得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与努力，晋商在明清时期达到极高的发展水平，在商路舞台、商业财富、商业伦理、商业组织、经营艺术、管理制度、商业技术、商业教育、城乡建筑、庙宇俸祀、社会习俗以及商业精神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明清时期晋商商业文明的全面成熟，同时体现在商业行会制度方面，晋商行会作为自律、自治、自卫的民间社团，在组织商务活动、处理商事纠纷、促进市场有序竞争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晋商坚持中和之道长久不变，诚信义利始终如一，以亲缘、地缘与关公情结为纽带，以晋商会馆为基地，相互联络，相互支持，相互提携，体现了中国最大的区域商帮——晋帮商人的风貌。由于晋商活动在空间上地域广阔，在时间上年延续，在行业与内容上丰富多彩，晋商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挈领了中国商人精神。一、古代晋商（一）华夏商祖现代商业行为，一般与市场关系密切，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中心。但是，在城市产生之前，商品交易与市的活动已经开始了。据《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活动。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尧之治天下也，……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枚，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用以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2]说明尧帝时已经有了简单的社会分工，生产品通过交换，互通有无。尧帝是中国最早的商品交换的组织者。“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3]就是说舜作过农夫、渔夫、手工业者和小贩等等。《史记索引》解释“就时于负夏”时说：“就时犹逐时”，在贱的地方买，到贵的地方卖。可以说，舜帝是华夏商祖。“舜巡视天下，不幸死于道途，即‘葬南已之市’。”[4]城市的发展是沿着集市——街市——城市逐步演进的，简单的偶然的商品交换在交通方便的地方首先开始，时间长了、规模大了，就不再是日中为市，交易而退，而是就地盖房屋，形成街市；街市进一步发展，规模扩大，演变为城市。夏代，在夏都以及各部落活动的中心，平阳、蒲坂、安邑、夏县、翼城、垣曲等地，市场交易最为活跃。相传，夏县是黄帝妻子嫘祖出生地，她发明了育桑养蚕、缫丝织帛，并染成各种颜色，用来缝制衣物。考古学家曾在夏县西引村发现蚕茧化石，证明蚕丝在山西已有四千多年历史。[5]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品交换发展。“据说夏朝的末代君主桀荒淫无道，竟然‘放虎于市，以观其惊’，拿百姓的性命当儿戏。难怪商汤兴师讨伐时，市上卖东西的人都抛弃自己的货物，纷纷出城投奔商汤。”[6]这里可以看到夏朝的市，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了。需要指出的是，据历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山西。（二）晋人铸币实物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货币。从禹到夏代，是不是已经有了货币交换，没有考古的实物证明。不过《管子》说，“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也可能是一种推想。司马迁在《史记》说得比较客观：“农工商交易之路通，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7]说虞舜、夏到商朝，货币是由多种金、布、刀、龟贝等物品扮演的，“及至秦”货币才得到统一。那么夏、商、周之间将近余年，就是商品交换对交易媒介物单一化的选择与淘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山西地区是走在最前面的。商代，山西地区出现了不少城市，特别是封国和方国的封地中心，“比如今长治市西南、榆社、介休西南、太原南部、平陆县北、石楼县，都为商人们开辟了市场。此外，部落酋长的驻地和商王朝在山西统辖范围以外的周边部族，也是商人的贸易之地。他们用珠玉、饰品、食盐、织物、牲畜、毛皮以及奴隶等进行交易；酒不仅是当时社会上层不可缺少的饮料，而且也是社会下层普遍需求的商品。当时有所谓“屠畜易酒”之说，这大概指的是一般平民。”[8]因为今太原地区始终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叉地带，这对商品交换影响很大。由于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人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商人阶层，商业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物的物品种类由宽泛变得简约，当时，在今山西地区的交换媒介，有农具铲子，有打仗或自卫用的刀，有纺轮，也有来自海边的装饰品海贝，海贝数量不能满足需要，就用兽骨、玉石磨制骨贝、石贝，青铜出现以后，就用青铜仿制海贝。年山西考古工作者在保德县林遮峪商代墓葬中发掘出铜贝枚，海贝枚。[9]证明商代在晋阳地区已经开始使用了铜铸币。春秋战国时期，商品化程度提高，晋国经济富庶，手工业发达，很多农产品与手工业制品进入市场，加上汾河与黄河水上交通，商业空前繁荣。晋文公（公元前－前年）登基时，把百工和商贾纳入政府管理之列，使之成为官工和官商，即所谓“工商食官”，制订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政策[10]，即减轻商税，除盗安民，商旅沿途往来安全。随着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工商食官”制度逐渐废弃，自由商人大批出现。《史记·赵世家》记载：上党“有城市邑十七”。在这些城邑里，一般“列市成行，店铺林立”，牲畜也在交易之列。[11]在太原以北以西地区，农牧相杂或以牧为主，以游牧狩猎为业的戎狄民族，不仅用牲畜和畜产品与晋国商人进行贸易，而且“贵货易土”，连他们赖以发展畜牧业的草地和宅圃，有时也用来同晋国商人交易，换取其所需物资。山西自古有“盐铁之饶”，凡经营盐铁的商人，都很快发迹。《国语·晋语》在提到这些巨富时曾这样记载：“夫晋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12]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今洪洞）、平阳（今临汾）陈西贾秦、翟(指陕西和西北戎狄民族)，北贾种、代(山西阳高和河北蔚县一带)。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温县）、轵（济源）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13]可见山西已经成为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商品交换的枢纽。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以生产工具和其他实物作为媒介物越来越不方便，不易分割，不易携带，体积大，价值低，而铜的出现与运用，使商品交换的媒介物逐渐被青铜替代。前述年保德林遮峪商代（公元前－前年）墓葬铜贝出土，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比公元前多年地中海地区一些国家铸币早到年（公元前－年小亚细亚和希腊铸造金银币，是西方铸币之始）。当时，古晋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在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内出土空首布的地方还清理出一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遗址，于大量铸造青铜器的陶范中还同时出土相当数量的空首布陶范和布首銎内的范芯，空首布陶范中以范芯尤多，如一个4×4米的发掘方中范芯的堆积厚达60厘米，据多年来积累所得范芯估计约有数十万件。有的布范内还留有尚未取出的空首布。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当时铸造空首布的规模与数量是相当庞大的”。[14]这显然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造币厂，比欧洲出土的公元后3世纪罗马铸币工场早－年。贝币从殷商至春秋初行用较多，并经历了从真贝到铜贝的演变过程。铜贝行用约三四百年，东周初逐渐退出流通。侯马晋国遗址曾一次出土铜贝多枚，属东周初期货币。在古晋国出土春秋战国空首布的有太原、榆次、寿阳、侯马、运城、稷山等地；出土平首布的有太原、祁县、交城、汾阳、高平、阳高、原平、陵川、天镇、盂县、夏县、洪洞、朔县、襄汾、运城、屯留、代县、浮山、山阴、翼城、侯马、黎城、繁峙、怀仁、平陆、忻州、定襄、右玉、左云、灵丘、五台、忻县、万荣、永济、芮城等地；出土刀币的有交城、山阴、永济、高平、原平、朔县、盂县、浑源、神池、怀仁、右玉、左云等地；出土圆钱的有闻喜、侯马、翼城等等。（三）晋商北拓公元前年（汉高祖六年），为了防御匈奴南下，刘邦改太原郡为韩国，都城设在晋阳，封韩信为行王，坐镇北方。公元前年，又把雁北和太原郡划在一起，称为代国，封他的儿子刘恒为代王，即后来的汉文帝。刘恒苦心经营晋阳，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北方商业中心，农业也很发达，手工业水平很高，能造耀眼夺目的钢镜、铁镜等商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太原郡“户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万四千八十八，县二十一”。虽然汉民族与匈奴时有战争发生，但因为地理关系，晋人出塞与匈奴进行贸易很频繁，多在边关进行，称为“关市”。《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15]聂翁壹“以财雄边”，他除经营大牧群外，还和匈奴进行走私贸易，聂翁壹的后人张辽，也与匈奴联系进行走私贸易，通过边地贸易，为曹魏筹集军饷。除了“关市”以外，还有一种市易叫“军市”，即沿边驻军和军屯之地，都有小型市集。“汉发三将军屯北地，代屯勾注”。[16]勾注即雁门山，设有军市，通过商人贩运货物，补充军用物质。与北边游牧民族和边防驻军的贸易，始终是山西商贸发展的一个特点。西汉以来，潞、泽栽桑养蚕、缫丝织帛已很普遍，使山西得以用丝绸对外易货，除有少数山西商人经“丝绸之路”西去做丝绸买卖外，多半是西域商人来山西交易，间或有欧洲商人前来，各地多留有他们的足迹。《中国交通史料汇编》曾记有：“清末西人在山西霍州灵石县地方掘得罗马古铜钱十六枚。现钱面镌文，盖悉为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教皇帝时代所铸者也”，梯拜流斯为罗马第三代皇帝，时值我西汉末、东汉初年。当时，灵石为山西古代三大都会之一，是来往于晋阳，洛阳、长安之间的要冲。灵石出土外币说明那时外商是借“丝绸之路”之便而来到山西的。与此同时，北越长城，途经蒙古，到西伯利亚转欧洲的商路，成了当时东西方贸易的另一条“丝绸之路”的分支。这从西伯利亚和山西境内发掘的青铜器、以及太原通往蒙、俄边境和林的路上挖掘出土的汉代漆器都可以得到证明。[17]两汉时期，除了盐铁及其它日用品外，粮食也经汾河、黄河漕运长安。《汉书》卷七十六载：“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18]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城市商业管理已经显得十分重要。西晋（公元－年）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前，战乱不停，冲击农耕，商业凋敝。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公元年）以后，社会稳定，商品交换随着经济恢复与发展而趋于活跃，除与南朝通商外，还恢复陆上丝路贸易。随着佛教交流活动的发展而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一书中提到，在今吐鲁番、西宁、太原等地，均先后发现过四世纪以来的拜占廷金币和波斯银币，即为佐证。在北齐（公元－年），晋阳城是各地物资集散地，大量的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在此交易，与国内以至西域诸国贸易往来。当时，中亚、西亚人成群结队，络绎而来，在山西地区进行贸易。政府还设立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便利来华外商的生活和商务活动，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年7月9日，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掘了隋代虞弘墓，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考证，虞弘的祖先出自西域，从其父起就依附于一个柔然的部落，成为柔然手下的官员，曾出使波斯和吐谷浑，北齐时作为使节来到中原。不久柔然王朝被高车族灭亡后启用了他，随后又在北周、隋朝受到重用，临终前为隋朝的仪同三司，封爵广兴县开国伯，食邑达到了六百多户之多，59岁时卒于太原。虞弘在年前后曾统领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专管入华西域人事务的机构,其首领多为粟特、突厥等胡人，由于职责特殊，萨保的身份非同一般，检校萨保府级别还要高于萨保，这就是虞弘。[19]在虞弘墓出土地5公里外的太原市王家峰，有一位北齐将军徐显秀的墓，墓内壁画墓主人仪仗队中也有胡人形象。太原之所以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主要是晋阳向西与灵州相通，向南可达长安和洛阳，向北通漠北突厥，向东则可到达河北道重镇恒州和幽州。天然的地理优势，山西地区成了民族融合的大舞台。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山西始终参与了与西域文明大交融，特别是素有“古代世界商贩”的中亚粟特人的络绎而至，带来了异域的物产、风俗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晋阳商业文化多民族融合的特点。（四）票据萌芽公元年杨坚灭周建立隋朝，封次子杨广为晋王，镇守太原郡，后来继承皇位称为隋炀帝。公元年李渊父子灭隋，因李渊祖父李虎在南北朝时被北周封为唐公，李渊继承了这一爵位，故立国号为唐，太原是大唐帝国的发祥地，遂升为大总管府，领十三县。公元年改称“北都”，后改“北京”。唐王朝在晋阳不仅储备军用物质，又大修宫殿城池，形成了都城、东城、中城水上连城的北方最大的景观。晋阳规模宏伟，府库殷实，户丁雄盛，成为除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当时的晋阳交通四通八达，经济富庶，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是全国铸造货币的中心。铁制武器日臻完美，并州剪刀锋利无比，铁镜、铜镜盛誉全国，晋阳硝石、葡萄酒都是当时的贡品。《通典·边防》中《经行记》记载，唐人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年（公元年）至西海（即地中海），在坦罗斯战役后被俘，在大食（今阿拉伯）共十年，后被释放，从海路回到广州。他到过该国的都城亚俱罗（即关德，今属伊拉克），看到“梭绢机杼”和“织络者河东人乐义懁、吕礼”。[20]说明山西手工业在公元8世纪就已在阿拉伯国家传授技艺。到唐玄宗天宝元年作为北京的太原，与京城长安、南京（成都府）、西京（凤翔府）、东京（河南府）合称五京。当时的太原府“领县十三，户十二万八千九百五，口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七十八”，太原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通典》卷七说：唐代开元年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中国民间的借贷活动发展到南北朝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办理借贷活动的信用机构，谓之“质店”。到唐朝出现“柜坊”、“僦柜”、“寄附铺”等信用机构，这些办理信用业务的机构多是兼营，还不是专业金融机构。山西人参与当时信用机构，比如存款于寺庙，《会昌解颐录·牛生》记载了柜坊的事：“牛生自河东赴举……至菩提寺，……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绝不复来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无所付，今尽以相遇。”[21]晚唐晋中祁县人温庭筠（约公元－年），在他的《乾潠子》中《扶风宝乂（yi）》记载：“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乂见辄与钱财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乂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乂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乂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乂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以直出钱市之。”[22]从公元－年七十多年间，并州古城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几个王朝，轮番占领，经济凋敝。公元年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年派兵攻打北汉，年赵光义率兵攻取晋阳，放火焚烧晋阳城，第二年又引汾水灌了晋阳城废墟，先后几次将晋阳地区商民强迫迁往河南等地，很多人离开家园，失去土地，被迫走上了商途。（五）宋元晋商宋元时期，太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南北货物的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宋代，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年（宋太宗至道二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又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如宋仁宗庆历时（公元——年），“出藏绢两千余市马于岢岚。又诏三司出绢三万市马于府州（今陕西府谷）”。“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府二州界上，对渡之合河(兴县)、保德当冲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和市，以此为控御之道。互市以缯帛、纙绮,易驼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葁桂,易蜜腊、麝脐、毛褐羱、羚角、硇沙、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著，听其民便。”[23]元代，帝国的疆域横跨亚欧，塞北通往欧洲的商路得以拓展，驿站完备，交通畅通，给山西商人发展以机遇。在喀喇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形成了很大的国际交易市场，以谷易马等相当活跃，有很多山西商人参与其间。[24]对当时山西省内的工商业状况，《马可·波罗游记》有大量的描述，说太原府“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产葡萄酒及丝”，有商人远涉它国，“至印度通商谋利”。“离开太原府再西行七天，经过一个美丽的区域，这里有许多城市与要塞，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过了这个区域，到达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叫平阳府，城内同样有许多商人和手艺工人。”[25]从上述可以看出，上古最早的商业活动从山西晋南萌芽，历经汉、唐、宋、元，山西商业发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其地处南北农业手工业生产地区与游牧民族地区的中间地带的优势，频繁的“茶马互市”，炼就了晋人的商业意识与商业技术，也就是说，从事民族贸易是早期晋商就已经形成的突出特点，直到明清晋商仍然是借边贸崛起，这是山西商帮形成的历史根源和地理基础。但是限于早期商品市场发育的水平，彼时的晋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商业制度、商业文化、商业理念，特别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行会组织。中国商业发展到明清时期，出现了商业革命，孕育了中国十大商帮，晋商得天时、地利与历史商业的积淀，成就了其称雄天下的辉煌。二、明清晋商明清两代，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辗转万里，纵横欧亚，开中国内地对外开放之先河。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26]山西商人在商路、舞台、商业组织、企业制度、商业技术、商业文化、商业伦理等各方面均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成为最有影响的商帮。（一）货通天下关于明清山西商人与商业资本，我在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当时“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扬帆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那里酿造叫卖。他们自称,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27]先说明清晋商的商路。清初，山西商人介休范永斗等八大皇商，接办了原来浙江商人海上对日本的贸易权，在18世纪往返于长江口与日本长崎之间，垄断从日本进口生铜的贸易八十多年。晋商的海上商路（船帮）：国内各地—长江—吴淞口—黄海—日本长崎。但是晋商对外贸易路线的开辟，主要不在海上，而是对北亚和欧洲方向的陆路贸易。明代有东西商路，在长城内侧：北京——万全（张家口）——天成卫（天镇）——阳和卫（阳高）——大同——杀虎口——榆林卫——宁夏卫——宁夏中卫－凉州——肃州——敦煌——和田——叶尔羌——咯什葛尔——葱岭，进入阿拉伯地区。自清康熙初平定葛尔丹叛乱后，经由内外蒙古和新疆的对俄罗斯及欧洲的贸易进一步活跃起来，被称为“茶叶之路”：武夷山——铅山－九江——汉口——襄樊——赊旗——清化——泽州——潞安——子洪口——太原——忻州——雁门关——黄花墚——西口（杀虎口）——归化——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或由库伦——科布多——古城——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西亚地区；或东口——多伦诺尔——齐齐哈尔——呼伦贝尔——满洲里。再看晋商活跃的舞台。首先是蒙古市场，在包头有民谚道：“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包头主要是山西祁县乔家商号发展起来的。在张家口有山西籍的皇商八大家，他们持有清政府发给的“龙票”，有到外蒙古的特许权，蒙古地区前营、后营，基本是晋商垄断贸易。在西北市场，晋商在宁夏、青海大做皮货、药材生意，民谚有“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在陕西、甘肃、新疆，奇台、古城、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叶尔羌都有晋商的足迹。现在新疆伊宁有一个祁县村，至今还说祁县话。在西南市场，晋商在四川做夏布、井盐、药材生意，自流井、巴塘、里塘、打箭炉、雅安都有山西人的商号。在贵州茅台镇，山西盐商汾阳郭氏于年（康熙四十三年）参照汾酒技术，酿造出了至今中外驰名的茅台酒。在东北市场，前清时期晋商就在东北、朝鲜经验人参、夏布，在辽宁朝阳的太谷曹家有13行、号、30职工。呼伦贝尔的满州里有晋商八大家占据市场。据年7月1日山海关报告显示，东北沦陷后有17万晋商返回山西，仅占在东北晋商的1/3。在东南市场，明代借食盐开中，晋商进入扬州经营淮盐，扬州瘦西湖、个园当年分别是临汾亢家、大同黄家的私家花园。晋商在福建武夷山包山收购茶叶，设厂加工，运销蒙古、俄罗斯。在中南市场，河南的开封、周口、洛阳、南阳、赊旗、朱仙镇等都有晋商修建的关帝庙，阳城商人在豫33县经商，徐沟商人张联辉在陈州组织军队配合清军镇压捻军，被赏穿黄马褂。九江、六安、羊楼司、羊楼洞是晋商茶叶采购基地。安徽卫视台专题节目“花戏楼”，就是借用了亳州晋商会馆舞台之名。在北京市场，年中国人民大学李华先生考察各地驻京会馆，其中明代晋商会馆占36%。解放前晋商在北京垄断性行业有:米面行祁县人，纸张行临汾、襄临人，布匹行翼城人，干果行文水人，颜料行祁县人。现在北京的老字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当年都是晋商企业。在国外市场，晋商在朝鲜经营人参、夏布，在日本经营生铜贸易，在俄罗斯经营茶叶、绸缎，购进皮毛、呢绒、金属制品。俄罗斯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彼得堡等都有山西人。俄国十月革命后，年从俄罗斯返回的山西汾阳商人有一万人。当时对俄贸易的主要市场恰克图、塔尔巴哈台、满洲里，基本是由晋商垄断。年（道光二十三年）仅恰克图市场输俄茶叶12万箱，价值万卢布,还有曲沃烟丝、晋城衣针、大同铜器、太原陈醋等。年以恰克图为主的对俄进出口占当年中国进出口的16%和19%。俄国对华贸易占其进出口的40－60％。晋商组织货通天下的同时，开辟了中国通往欧洲的陆路贸易路线——茶叶之路；开发了一批北疆城市诸如满洲里、朝阳、张家口、包头、定远营、西宁、科布多、洽克图等城市；创造了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如股份企业、两权分离、人力资本、联号制度以及资本管理、财务稽核等等制度；创新了大量实用商业技术，如珠算算法、复式记帐、本平记帐货币、商业票据融资、拨兑转帐、订卯清算等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与晋商精神。（二）汇通天下“山西票号汇通天下”世人皆知，晋商的当铺、钱庄（银号）、印局、票号、帐局五大类金融机构，在全国以至国外进行金融活动，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注册就是“合盛元银行”。据年日本出版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记载：“汇票庄俗称票庄，总称是山西银行。据说在一百多年以前业已成立。主要从事中国国内的汇兑交易，执行地方银行的事务。”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28]当铺，是从事消费抵押信用的金融机构，在清康熙年间，全国有当铺二万二千多家，而山西境内四千七百多家，占五分之一；至于晋商在省外设立当铺的情况，严慎修说：“凡是中国的典当业，大半是山西人经理。”[29]钱庄，最初是从事钱币兑换业务的金融机构，后来又办理存放款。太谷曹家除开设一家票号锦生润、一家帐局锦元懋外，还设锦泉涌、锦泉汇、锦丰焕、锦丰典、锦隆德五家钱庄，分布于山西、津京、东北、华东、西南、内外蒙古、俄罗斯数十个城市。年（清乾隆三十年），在苏州城内就有晋商开设的钱庄81家。年（清咸丰三年）在北京有山西人开的钱庄40余家。[30]山西钱商在很多城市钱行中居于垄断地位，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如归化城的宝丰社、包头城的裕丰社等等。印局，是办理短期小额信用放款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北方相当活跃，无论在京城还是蒙古草原。内阁大学士祁隽藻给皇帝的报告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31]账局，是专门从事放款的金融机构。自清初至民国大体存在了多年。年北京有账局家，其中山西商人开设的账局有家，占78.35％。当时负责管理货币事务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说“账局帮伙不下万人。”。[32]年晋商在北京设有“账庄商会”。票号，最早是专门从事异地款项汇兑的金融机构，最早的票号一般认为是年的平遥日升昌，另一说为年(康熙十八年)太谷志成信。到年（清同治元年）上海有山西票号22家，对上海的钱庄放款达多万两白银。年，票号把自己的业务重心从长江流域的汉口转移到了上海，并于年在上海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年“京师汇兑庄商会”成立。年票号年汇兑公款达万两。山西票号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多达多处，洽克图、多伦、迪化、厦门、海南、香港、拉萨、巴塘、理塘、大箭炉等地都有票号机构。日升昌在张家口上堡有日升昌巷，锦泉兴在下堡有锦泉兴巷，如同意大利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巴黎建设了伦巴第街，发展了伦巴第银行业务是一样的。但是自咸丰朝开始，票号与清政府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渐由商业金融转向来政府金融，以致到19世纪末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因之，票号的声名也就最为显赫。票号的总号集中在山西平遥、祁县和太谷三县，分支机构散布全国及国外。当时中国的货币是白银与铜钱，但中国是贫银贫铜国家，晋商从年（康熙三十八年）开始，每年两次用大型帆船从长江口出海，乘季风开往日本长崎，先后七八十年，为国家购进生铜约2万斤,补充了铸造制钱的铜源。至年，晋商向俄输出商品，每年约在万卢布上下，而俄国对华贸易的差额用汉堡银来支付，晋商将其铸成银元宝，投入国内市场。从17到18世纪，晋商对外贸易，吸收了大量西班牙、墨西哥银元，补充了国内白银货币。晋商对俄罗斯商人贸易融资中，米德尔洋夫等五家俄商对晋商大泉玉等十家商号欠款62万两白银不能偿还，官司打到了彼得堡沙俄政府的中央。1年开始，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朝鲜的仁川、日本神户、东京、大坂、横滨设立“合盛元银行”，是最早介入国际金融市场的中国商人。在此同时，山西银行进行了大量的金融创新，可以与英国、意大利金钱商相媲美，某些方面超过了西方商人。金融工具创新方面，在山西票号出现前后，山西货币商人已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许多信用工具：凭贴（本票）、兑贴（支票）、上贴（银行汇票）、上票（商业汇票）、壶瓶贴（融通票据）、期贴(远期汇票)、会券（汇票）以至于旅行支票。金融制度方面，山西货币商人创造了人力资本、“本平”制度、票据贴现、转账结算、同业拆借市场、银行清算制度（订卯）、信约公履制度等等。金融风险控制方面，有薪酬社保激励、宗法与担保约束、银行密押、金融稽核、内控制度等等。晋商金融企业资本金管理有正本和副本之分，其副本相当于新近通过的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规定的经济性资本，晋商资本管理制度比国际新定标准早了多年。在业务经营战略方面，坚持信用第一，慎于出票，业务与资金随经济社会需要而松紧，机构随盈利与风险大小而伸缩。（三）企业制度明清晋商的企业制度最突出的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股份制度，多数企业由数家或者数十家合伙投资，定有合约，与中国其他商帮的独资企业不同。二是两权分离制度，企业所有权属于投资者东家，经营权委托大掌柜，实行委托代理制度。三是人力资本制度，晋商办企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股东，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高级管理人员、业务骨干顶有“人身股”，与东家的银股共同参与利润分配，与近年来美国期股制度类同。四是联号制度，即总分支机构制，总号设在山西本地，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以致国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资金调度，对分号的考核，是以“结利疲帐定功过”，但以不对它号造成损失为原则，否则给予处罚。五是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东家对大掌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大掌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兢兢业业带领同人崎岖前进；定期人事考核，增加身股，载入“万金帐”；新员工选拔制，需通过笔试、面试、铺保、吃苦精神考验、请进等程序；实行三年学徒制；等等。明清晋商与折商苏商比较，其共同点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时代背景相同，同是发展于中国商业革命时期。第二，诚信义利的价值观，供奉关帝君。第三，聘用同乡人，利用宗法约束规避风险。第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混合生长。第五，依托行会，自治、自律、自卫。晋商与苏商浙商的不同点主要是：前者实行股份制，后者独资；前者实行人身股制，后者领本制或者没有；前者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后者两权集中；前者实行联号制，后者分支机构少见；前者利润主要投资老家的房地产，后者重视近代工商业；前者近政府，后者远政府等等。可见，晋帮商人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四）商业技术晋商对珠算应用、会计记帐、银币本平、银行密押、票据交易、转帐结算、旅行支票等等商业技术都有精深的研究，严格的规范，对中国商业科技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

1.珠算

珠算是中国发明应用数学技术。明代山西汾州商人王文素用珠算解决开方等计算技术，通俗易学，释义、解题，并有绘图及算学口诀，由很高的应用价值。

2.会计学

晋商在明末清初创新发展了“龙门帐”记帐法，促进记帐方法向复式记帐过渡，发展了记帐原理，为现代商业会计奠定基础。通过进、缴、存、该四大类的记帐、复帐、报帐等几个环节，对商业经营过程进行控制和观察，为经营管理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起到了反映经营情况、监督经营行为和促进企业经营的作用。

3.本平制度当时中国货币是银铜平行本位，商号收受银两，每次都要称量。由于各地的天平砝码不统一，交易不便，且无法记帐。为此晋商创立了自身的记帐货币单位，有自己的平砝，即“本平制度”，方便顾客并维护双方利益。4.票据制度晋商在其商业贸易活动中，最早的使用了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当时的票据有凭帖、兑帖、上帖、上票、壶瓶帖、期帖六种，大大变了商民交易。5.转帐结算中国最早的转帐结算制度，不是过去人们所说的年始于上海汇划钱庄，而是清代早期晋商的当拨兑（客兑），其银行票据清算始于清代晋商的“订卯”制度。6.银行密押制度票号的“会票”，由票根、存票、送票三张构成，统一印制，四角是水印暗记；专人书写，字迹在总号及各分号预留备案；加盖特殊印鉴（印鉴通常是不同样式、不同位置的六枚，即抬头章、押款章、落地章、防伪章、套字章、骑缝章；汇款金额、时间，设有银暗号、月暗号和日暗号，等等。晋商票据水印，开中国票据水印之先河。（五）经营艺术晋商企业多数为连锁经营，总号设在山西本地，分支机构遍设全国，其设置与撤并随盈利与风险大小而伸缩。新设分号，先行市场调研，在掌握市场动向基础上添置新号；若不能经营，立刻撤庄。如票号分号设通都大邑，在地理偏僻的拉萨、巴塘、理塘、打箭炉、雅安亦因承揽官款汇兑原因设号。太平军进军南京曾收缩分号。日俄战争，营口业务困难，调整战略，聘日本人为中介，稳住业务，继而设庄于丹东、朝鲜仁川，后伸向日本神户、横滨、大阪、东京。业务与资金随经济社会需要而松紧。票号慎于出票，主要靠自有资本经营，与意大利金钱商相似。但随着业务发展，资金无法满足社会借贷需求时，通过收受商业票据或者发行自己的票据，满足社会对交易媒介的需要，即货币数量不足时用创造票据及背书转让解决。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混合生长。晋商的商品贸易与信用活动紧密结合。信用交易中主要凭人信用，很少凭物信用。信用贷款、担保贷款之外，主要是信用贷货，大量使用商业票据融通资金。一个商家既投资商品经营业，又投资货币资本经营业，经营管理上各自独立，业务上互相支持，商品经营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混合生长。组织同业行会维护有序竞争。为防范风险，协调内部、各行业在一些大城市设立行会。如汉口的钱业公所，上海的“山西汇业公所”，北京“汇兑庄商会”、“帐庄商会”，归化城的“宝丰社”等等。晋商企业的其它经营战略，如审时度势，人弃我取；周到服务，薄利多销；产运结合，银贸一体；严格号规，节欲杜弊；员工教育，德智并重；预提倒款，抽疲转快等等。他们的营销思想，有调查研究、信用贷货、和气生财、重视信息、灵活机动、设置小号、结交官场等。榆次常家经商的特色，一是勤俭办店，以诚对待；二是采购、加工、销售一体化；三是一业为主，多业经营；四是多处扎庄，便于沟通信息。常家全盛时期设庄于张家口、多伦诺尔、兴化镇、恰克图、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沈阳，以及省内太谷、大同，繁峙、丰镇等。《常氏家乘》记载：“吾常氏起家于商，凡高、曾之所经划、子孙之所衣食皆在张城，他如辽、沈、京、津暨吴之苏、淞，荆之汉、沔，列肆而平均者又数十所。”这些网点并非全部经营商品交易，有的是负责督运商品，沟通商情信息，办理转汇资金，为经营决策服务。（六）晋商文化晋商发展到明清时期，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晋商文化，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诸如商路舞台、商业财富、商业伦理、商业组织、经营艺术、管理制度、商业技术、商业教育以及他们的城乡建筑、庙宇俸祀、社会习俗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晋商的商路舞台、商业财富、商业伦理、商业组织、经营艺术、管理制度、商业技术上文已作评介，这里还需要简要低介绍一下他们的商业教育、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城乡建筑、庙宇俸祀、社会习俗。晋商在其义利相通相济、士商同性，儒贾相通思想指导下，重视子弟教育。教育形式包括家庭教育、私塾、乡镇义学、府州县学、书院。很多商业家族定有家训和家规，如榆次常家家训要求“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容貌必端庄”，“衣冠必肃整”，“步履必安详”，“作事必谋始”，“出言必顾行”。私塾是晋商基础教育的主要基地，“年至九岁入塾，教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三种小书，次第读之。十岁以上，次第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谓之四书。十三岁以上讲授《论语》，其书曰《二论典故》或《二论讲义》，均以白话解释书义，谓之开讲”。私塾读到此时，基础教育开始向专业教育分化，有意于举业者，则续读《诗》、《书》、《礼》、《易》、《礼记》、《春秋》各经及古文辞，时文试帖。”而有意经商者，于四书之外兼学珠算、五七言《千家诗》、《幼学》、《尺牍》。同时，重视捐资助教，如翼城县“绅商酌劝捐获银八千两，发当生息，以为聘（书院）山长之资，生童膏火之费，至今约三十余年矣。”高平赵家在侯庄修建书房学馆七所，其中在清乾隆末年“三和堂”分居鼎立，各修学馆一所，其院落至今还在。到清咸丰同治时，赵家第七代又捐资建立义学一所。子弟教育之外是学徒教育，一是商人修养；二是写字；三是珠算；四是记账；五是秤平银色；六是经营技术与业务。晋商与科学研究关系密切。首先是应用科学研究，山西商人很重视对数学、珠算、会计等计算科技的研究与实际应用，商人本人或者家族成员有贡献者大有人在。珠算大师王文素，汾阳人，早年随父到河北饶阳经商，由于经商的需要，他很小就练打算盘，尤长于算法，明嘉靖三年（）编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全书共42卷条，诀，问，这是一部优秀的应用数学之作，内容丰富，科学性极强，胜过明代钱塘吴敬《九章算比类大全》和安徽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数学家张敦仁（－)，阳城人，主要著作有《辑古算经细草》二卷、《开方补记》九卷、《求一算术》三卷。人文社科研究方面，陈廷敬（－），阳城人，一生著作甚多，担任过《明史》等书总裁官，晚年编纂《康熙字典》，为总阅官。考据学家阎若琚（－），太原人，七世祖经营淮盐，迁居淮安，阎若琚15岁以商籍补山阳学生员，后返太原，与傅山、顾炎武交好，著述很多，黄宗羲读其《古文尚书疏正》其四卷后说:“一生疑团，见此尽破矣。”去世后，雍正致祭诗四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其它如地理学、历史学、地方志等成果也很多。文学艺术方面，明清山西的文学以诗歌为盛，小说、剧本也不少。列入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录的学者有多人，有不少有商人家族背景。太谷县曹润堂，光绪时名诗人，就是山西省商界领袖，山西省商会会长。祁县商人曾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艺术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改革。太谷县引进安徽凤阳花鼓、湖南采茶调等，使秧歌向戏曲化发展，逐渐形成地方小戏种。祁太秧歌正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商在建筑方面，不仅在原籍盖起了高楼大厦、水榭歌台，而且建设了很多边远的新城市，在扬州、苏州、亳州、聊城等很多城市留下晋商会馆、住宅，用山西特有的建材、工匠，建设关帝庙、戏剧舞台，建筑巍峨壮观，装饰华丽，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绝伦，其中有人物、山水、花卉、鸟兽、算盘、帐簿，显露出浓郁的商业气氛。均是集建筑、雕刻、绘画、陶瓷工艺为一体的艺术品。晋商对武术也有突出贡献，晋商遍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为解决物质运送和货币清算的安全问题，创造了镖局，镖局的镖师需要很高强的武术。山西是中国心意拳和形意拳的发祥地。武术有健身和攻防双重功能，商人练功者很多。明嘉靖三十三年（），山陕盐商为抗击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名商兵防守扬州。晋商还喜爱文物收藏，太谷县富商曹家有一尊“金火车钟”，原为法国工艺品，用黄金、钨金、白金制成，重42.25公斤，为清慈禧所赠。祁县乔家用七八十块寿田、青田等名贵玉石，组成篆刻印章《文昌帝君阴骘文》。北京琉璃厂有很多晋籍古董商人,如英古斋、德宝斋、书业堂、荣录堂、永宝斋、奇观阁、渊识斋、晋秀斋、永誉斋、振寰阁、宝名斋等等。民间社会习俗文化，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建筑风水、岁时民俗、神道祭祀、家庙家谱等等，山西均有自己特点。总之，晋商文化，是一个广博精湛的智慧宝库，是五百年商业文明的产物。需要挖掘、研究和整理。概括晋商文化的特点有四：一是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周初成王封其弟叔虞为唐候，唐后来改为晋，唐叔虞是晋国的始祖。成王要叔虞到唐地后“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叔虞在唐既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一些制度，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同时依照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周朝规定的井田制度，实行了不完全等同于周朝的政治经济政策，由此孕育出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特点。二是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关公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是实践孔子思想的典范，忠肝义胆，诚信磊落，晋商足迹所至，到处建有规模宏大的关帝庙，借关公的地缘亲情，以关公的忠义楷模教育约束员工，并保卫商人事业发展和财产安全。他们主张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义利相通，恪守商德商规，诚信经营。认为义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在利他的同时也会利己，“有德则有财”。他们认为贾儒相通，商士同性。中国社会一般人认为“儒以名高，贾以厚利”，贾儒目标不一。但是晋商却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君子需财，取之有道；君子拥财，用之有道，将经商作为一种事业，而不是唯一的赚钱。蒲州商人王文显经商40多年，足迹半天下，他在鉴子书中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晋商还主张儒意通商，择人委任，唯贤是举，凡被选中者须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了解本行全部商业活动，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他们坚持勤劳节俭，保守财富，认为勤俭是治生之道，又是修身立业之本。康熙皇帝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属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33]“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人之长在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34]乾隆版《祁县志》说：“唐俗勤俭，勤者生财之道，俭者用财之道。圣人教之，不越乎勤俭而已。”不少商家把祖宗创业时的讨饭碗、货郎担、背褡子供奉在楼上神龛或者祠堂里，教育子孙。三是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不仅表现在人身股、故股、薪酬福利、员工训育、义学、义地以及筑桥、铺路、修水利、赈灾救荒，举办文化娱乐活动等等，更重要的是在经营中，重人信用大于重物信用，主张和为贵，笃信“和气生财”，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他们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他们称友好的客户和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和相与往来，必须货真价实，一旦发现有假，永不往来。在“相与”遇到困难时鼎力相助。四是官商相维的展业战略。经商发迹的山西商人，总要千方百计交结官僚，借以谋求业务的进一步展拓。据说努尔哈赤的对明宣战的“七大恨”是由晋商传人关内的，因而在清入关以后，朝廷封张家口晋商八大家为皇商。为了与官僚和政府交结，晋商捐纳、报效、买官，耗费巨资，咸丰三年（）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山西各票号与账局捐资白银34万两、钱7万吊，十月下旬日升昌等13家又捐6千两。平遥蔚字号票号大掌柜毛鸿翙一族父辈至玄孙男子31名捐官，女子亦捐夫人、恭人。[35]晋商住宅建筑也体现了官商相维的思想，如灵石王家楼栏雕刻“辈辈封侯”，沁水柳家大院墩石雕堂鼓与元宝等等。（七）天时地利人和明清晋商的崛起，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上，人口流动，常常推动商品流通，赵宋王朝在解决太原北汉割据政权时三次将晋民十多万人强迫迁往河南，明代政府几次移晋民充实南京、北京、安徽等地，这些移民与晋商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始终与边地贸易关系甚密。一是明代食盐开中，捷足先登。明王朝为了解决大量北部边防80多万驻军的物资供应，实行食盐“开中法”，谁能够把军用物资送抵边关，政府根据其价值发给“盐引”，商人可持之到指定盐场领盐出售，实际上这是一次官卖食盐民营化的历史机遇。山西中南部地区是主要产粮区，又是著名的潞盐产区，距离边关比其他商帮要近德多，输粮换引成本最低，就近输送军用物资于绥德、大同等边关，迅速致富。后来政府改纳粮领引为纳银领引，晋商进入天津长卢盐场和扬州两淮盐场，取得天津长芦盐、扬州淮盐经营权，走向全国。二是清代开发边疆，进入蒙俄。清初蒙古、新疆、西藏归入中国版图，但不久葛尔丹叛乱，康熙征剿葛尔丹的军事行动延续了很长时间，大批晋商跟随军队从事军需贸易，如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钦、张杰、史大学就是随军贸易的“丹门庆”[36]。晋商在内外蒙古市场由此迅速展拓。边疆的稳定和开发，是清前期的一项重要国策，为了加强对辽阔边疆的管理，政府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从康熙到雍正初年，东北的交通驿站建成，正北、西北的交通驿站也大体在康熙到乾隆初完成，一方面服务于征剿葛尔丹，一方面要抑制沙俄南下，漠北(外蒙古)、漠南（内蒙古）、漠西（新疆）驿站管理严格，邮传道路便捷。这庞大的邮传之路也成为商旅之路。在山西，清代山西驿站个，比明代的58个增加了一倍多，为山西商人北进提供了重要条件。地利，山西是地处边关，从来就是对北部游牧民族中间地带，南来的烟酒糖布茶，北来的牛羊骆驼马，在山西北部长城关口互市。山西人有着在边关与游牧民族互市的传统和经验。清代疆域扩大，晋人北上南下，贩运贸易，占尽地理优势。加上清初政府开发北疆，鼓励内地人到口外垦荒种地，土瘠民贫、缺吃少穿的山西农民，便纷纷“走西口”，进入内蒙古地区。在与蒙古人交往中，发现蒙古人不善经商，又需要内地来的生活日用品，很多人作起了串蒙古包的游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坐商大贾或大行商。同时，这里虽然土地瘠薄，但资源丰富，手工业发达，盛产煤铁盐枣丝绸，山西铁货走遍华北，晋城的缝衣针供应着整个北亚地区。天时地利需要人来把握。晋商成功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晋商精神。一是重商立业的人生观。宋元以来，山西人逐渐形成了一种离经叛道的重商思想，清人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輒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连清雍正皇帝也在其《朱批谕旨》中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在民间形成了一种“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二是诚信义利的价值观。晋商的关公崇拜达到了极点，以关公的忠义规范约束员工，诚信义利的价值观成为晋商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反对采用任何卑劣手段骗取钱财，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三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贩茶于浙闽，销售于漠北，千山万水，沙漠瀚海，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百折不挠，积极进取。四是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他们笃信“和气生财”，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以中和之道待人处世，讲究人和、事中、物义。凡“相与”必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可以肯定，明清时期，晋商不仅货通天下、汇通天下，而且在商业组织、商业伦理、商业文化等各方面都比早期有了飞跃性的变化。三、晋帮的形成（一）商业行会商帮，包含着区域与行业商人的相对独立的组织与文化体系的意义，山西商人作为独立的晋帮，与中国商业行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商会源于民间结社习俗。“社”最初是按照民意自发形成的以敬神为中心的自治机构。随着商业发展，汉唐时代政府实行坊市制，工商业户在固定的坊市内按商品类别排成行列，称之为行。唐有二百二十行，宋有三百六十行。盛唐时，在坊巷乡间出现了一种以亲睦、教养、经济上相互帮助的机构——“社邑”或“社”，唐天宝七年（）已流行全国。同行商人组织起来的自治社就是商业行会。山西商业行会发生于何时，史料记载很少，现有史料说明，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16世纪中期），晋商行会就已经很完善了。晋商行会组织名称似乎始终没有统一的规范，各依自己的信仰及偏好而命名。有的叫社，有的叫会馆，后来有的改称公所或公会，有的改用商会。明清时代北京晋商行会有：颜料会馆，平遥颜料商人行会（明代）；临襄会馆，临汾、襄陵油盐粮商人行会（明代）；临汾东馆，临汾纸张、干果、烟叶、杂货商行会（明代）；临汾西馆，临汾商人行会（明代）；潞安会馆，潞安铜、铁、锡、炭、烟商行会(明代)；河东会馆,山西烟商行会(清代)；太平会馆，太平县（今属襄汾县）商人行会（清代）；晋冀会馆，山西布商行会（清）；通州晋冀会馆，山西翼城商人行会（清代）；盂县会馆，山西孟县氆氇商人行会（清代）；平定会馆，山西平定雨衣、钱庄、染坊商人行会（清代）。归化城的晋商会馆建于清代，有生皮社，皮商行会；仙翁社，酒饭商行会；得胜社，肉商行会；药王社，医药商行会；钉鞋社，修鞋商行会；纸房社，纸商行会；聚锦社，百货商行会；净发社，理发业行会；金炉社，铁业商行会；鲁班社，木业木器商行会；吴真社，油漆商行会；成衣社，服装业行会；集锦，当铺商行会；宝丰社，钱庄商行会；银行社，票号商行会；忻州社，忻州商人行会；太谷社，太谷商人行会等等。从以上两城市部分晋商行会的名称看，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以籍贯形成，因为经商在外，远离家乡和亲人，必须相互关心，团结一致，以防御外人欺侮，并顺利从事商业活动；一类是以职业为纽带形成的行会，以崇拜神名命名或以职业命名、以吉祥词语命名、以信义气命名。清代归化城按行业组成的商会有39个，按籍贯组成的有13个。晋商行会多有自己行业所崇祀的偶像，如牲畜行供马王、纸行供蔡伦，理发行供罗祖、油漆裱糊行供吴道子、肉行供张飞，票号供金花圣母、银钱行供金龙四大王等等，以其作为联结的纽带或精神支柱，但是没有一个商会不祀奉关帝，关帝是晋商共同崇拜的偶像，他们在关帝庙开会议事，是晋商行会的办公地点。（二）大行小行晋商行会，有单会（社）和联会（社）之分，单会（社）是单一行业组织，称为“小行”或“行”，独立活动。联会（社）是若干会（社）联合成一个联合体，有共同的会首与办事机构，管理共同的事务，称为“大行”。“小行”的参加人，多数是不分师傅或徒弟，资方或劳方共同参加；少数是单纯资方或单纯劳方组成的。归化城的鲁班社是劳资合作性的，师徒都可以参加，店主与伙计在一社之内，关系良好，同心协力。也有的劳资合作社逐渐发生变化，改为分设，如内蒙古萨拉齐的义合社是劳资协同的，但年（道光九年）左右劳资分立，资方组成了纸房社，劳方组成了公义社，仍然关系良好，同在一地办公，常常经过协商发布统一的公告，维系他们的业务关系。[37]“小行”的会首也称执事，一正一副，或一正二副，另有干事一名，称跑庙，处理会内事务。有的小行，还置有“义地”或叫“香粮地”，出租给当地农民，其收入为行会经费，该义地还作为会内成员死亡后的公用墓地。行会收入除香粮地收入外，还有各商号捐助，捐助金额按各号资本大小和业务情况而定。支出主要是看库人员（和尚、道主）生活费用，及行会办事支出。这些资金在已收未支之前也常存入商号、钱庄生息，财务公开。“大行”会首一正一副，为大行的总管，由各“小行’会首轮流义务担任，其威信资格不是以个人能力来决定，而是由所在的“小行”的地位决定。每年春季庙会，改选大行会首，任期一般为一年。归化城的“大行”为十二行的联合体，清雍正年以前成立，到乾隆末年，已成为十五社联合体，清末改称商务公所，人们习惯上仍称呼其为“大行”。“大行”会首之下，还有若干办事人员，处理会内事务。清末，有些大行还有自己的武装卫队，也称商团。它们除处理商务活动以外，甚至协助地方政府，“巡查弹压，拘捕人犯”。“包头长久以来，一直是由关帝庙的‘大行’和东河的‘农圃社’利用‘死人沟’的‘梁山’来维持市面”[38]。著名的大盛魁商号末任经理段敬斋，当了归化城的商务会长后又兼保商团团长（共两个团，一个蒙人骑兵团，一个汉人骑兵团）[39]徐沟商人张联辉商于河南陈州，当捻军活动逼近陈州时，他在行会内动员商人捐资，组织军队，协助清政府正规部队作战，曾被清廷赏穿“黄马褂”。（三）行会制度晋商行会的目标，可以从北京的山西票号商人行会章程中得到解释：“商会之设，原所以联络同业情谊，广通声息。中华商情向称散涣，不过同业争利而已。殊不知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属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抒所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人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兹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为大会之期，准于上午十一钟聚会，下午一钟散会，同业各家执事齐集到会，或有益于商务者，或有病于商务者，即可公平定议，禀请大部核夺施行。如同业中有重要事宜，尽可由该号将情告知商会董事，派发传单随时定期集议。”[40]所以，行会的“主要的目的都是社会生活方面的相互亲睦，经济上给予扶助，即所谓保护共同利益。信仰本身是一种观念的东西，但‘社会’的中心一定依赖于信仰。”[41]平遥颜料行于清乾隆六年在北京会馆碑记说：“夫事创始者难，继其志者亦复不易。我行朱辈，立业都门，祀梅梅，葛仙翁，香火悠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42]北京临襄会馆碑记：“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者，其情较恰；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恰。”[43]“遂各筹同乡会聚之地，及停枢厝棺之所，与夫永久经费之预备。于是会馆义园置产之建设，因之以起。意至美，法至善也。”[44]“各捐资财，置买地基，创建会馆，……以叙乡谊、通洵情、安旅故，商为盛举”。[45]可见，晋商会馆的目标就是联络同乡同行，实行自我管理，约束同行，保护同行利益。简言之，自治、自律、自卫。既是自治，自然以一种信仰为精神支柱，以行业神灵的崇拜来实现联络，实现自我约束。同时订有共同遵守的行会纪律。行会纪律为会（社）规，凡立会（社），必有自己的会（社）规。会（社）规，也称“规牌”。主要规定会员义务、行为、会费及惩罚办法等。归化城鲁班社年（清道光九年）的《新立规碑记》记载：“兹因世道不古，人心不齐，有亏于圣事者多矣。我鲁班社由来已久，是属祖师胜会，而布施隐藏遗漏，以至会首屡屡赔苦，若不整齐，社事将衰矣。我们不忍坐视，遂合公议，严立新规，严其责于铺户、工头，董其事于值年会首，……使无耻工作，知其新规，有所警畏，而从前隐循掩护之弊，可以顿除也，今将新立条例开列于左，以志永远不朽之尔。”下列社规四条：一是铺户等设攒钱牌14面，字号钱数开列于上，值年会首各执一牌，按街挨户攒收，每月一周；二是铺中人各量其资本、业务而上布施，刚出师的徒工每月以两日工资为限；三是泥、木、石工工头上总牌一面，每人每月以五十文攒钱；四是临时工布施按两天工资由工头扣除交社，以及领签交纳，还规定值年会首及跑庙若不认真收敛要罚烛十斤，应交款社员被传不到罚烛五斤，等等。“倘有不遵法者，大家举官究治”。北京山西票号商人“会规”规定：中国汇兑银号，除汇兑银两外，间有与官家、商家通融借贷之事，息银多少各有不同，书立信据，书明归还日期，即应如期归还；中国汇兑银两，无论官商，立据后如有退款不办之事，议定不退兑费；中国汇兑银两，收交以票、信为凭，往来以折条为据；中国汇兑银两，应以本地之通行银色收交，一律两不相亏等等。查阅大量行会会规，各会大同小异，均为行业纪律及违规惩罚办法，此不赘述。（四）行会职能明清晋商行会组织制度和业务管理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排外性，对内信义第一、团结互助，同时也千方百计取信政府，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其业务活动又千方百计不受政府制约，通过自己的行业组织管理行内活动及对外关系，约束会员避免内部争斗，一致对外。可以肯定，晋帮商人的行会对晋商称雄商界数百年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其职能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组织市场公平交易。晋商行会维护市场公平交易，不仅是因为山西商人做生意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也是行会取信政府，维护本行会员利益的必须。行会经常根据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年（清雍正二年），河南省赊旗镇因市场上戥称问题，经行会协商后立石道：“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称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备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蹀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惟日后紊乱规则，同众禀明县主蔡老爷，发批钧谕，永除大弊”。到年（同治九年），又重刻石，告示商民，以维护市场公平交易。二是协助政府整理货币，维护市场秩序。清末市场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归化城一带到光绪年间，沙钱愈来愈多，为维护经济秩序，归化城各行会积极配合当局，整理货币。经各行会负责人与有威信的长者共同协商，决定在三贤庙内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钱换取足制钱，并将沙钱熔毁，铸成铜碑一块，立于三贤庙内，上书“严禁沙钱碑”，碑文写道：“如再有不法之徒仍蹈故辙，察官究治，决不宽恕。”立碑经理人为归化城十五社与外十五社。这是年（清光绪十五年）的事。类似此种记述，还有海窟龙王庙内《重整四农民社碑记》所述关于处理商人使用短百钱问题、南茶坊关帝庙内《整立钱法序》所述对钱业行会宝丰社短百钱抽拔整理问题等等。晋商行会为维护正常货币流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三是维护本会共同利益。清末日本人柏原文太郎在《中国经济全书》中记述：“上海汇业公所是山西票号设立的，……各票号还依赖公所图谋相互的利益。如果有同业违背公所协定的规约时，协同加以制止，并且在发生交涉事件的时候，董事加以裁决。在中国这种公所是为他们利益唯一的机关，其规约是严正而不可侵犯的”。年11月13日日《大公报》报道：“商界各行向不联络，每行各设会馆，各为风气，不相闻问，亦交通之一大阻滞也。近由蔚泰厚票商发起，拟联络票商、钱行、当商组织商会，以期商业发达，逐渐推广，已在三晋会馆会议一次，……大约不久即可成立。”[46]四是处理商务纠纷。商人行会有调解与仲裁的义务及权利。《中国经济全书》描述道：“同业组合者，即票庄同业者所组织之公所是也……凡与外商交涉事件，及同业中交涉事件，皆由总董裁决。……然为总董者，既有同业者共同选定，自得同业者全般之信用，故于总董提议之事，或裁决之事，几无不服从者也。”年（宣统元年）萨拉齐车业者来归化城后，与会首王玉柱勾结，胡作非为，会员忍无可忍，向当局起诉，经官方调查，罚外来车业者与王玉柱分别向马王社缴纳衮灯一对和挂灯一对；并向会员赔情道歉。对此事行会刻石于海窟龙王庙内，无论外来者还是本会会员都必须恪守社规，以维持本行会会员的利益。五是维护社会秩序。晋商行会为了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积极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包头原是一个村子，随着祁县乔家生意的发展，包头人口增加，城市发展，但长期没有政府办事机构，直到清末仍是由萨拉齐厅派一个巡检来负责，到民国初年也只由萨拉齐县巡警分设了一个驻所。此时包头商民五六万人，社会治安基本是由“大行”和农民的“农圃社”维持街面。直到包头建县以前，一直是大行出代表4人，农圃社出代表1人，组成议事机构，在大行内办公。受萨拉齐厅委托，由巡检和巡官监督协助处理包头地方各种事务，大行基本代替了行政机构职能。六是团结教育商人，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清道光年间，山西商人行会在归化出资办了所谓“四大义学”，同治七年以后，私塾进一步发展。它们对子弟教育，除四书之外，学习珠算、五七言千家诗、《幼学琼林》、《尺牍》等。在文化娱乐方面，各行会每遇年节都要演戏庆祝，不少大商家有自己的剧团。晋商行会积极支持地方义举，修桥、铺路、建庙等等，无不解囊捐助，大同九龙壁、华严寺、应县木塔、太原晋祠、苏州全晋会馆、昆明金殿、河南朱仙镇……到处都可以看到晋商留下的捐钱功德碑，都是山西商人文化遗产。四、结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由北而南再转向东的三角地带即河东地区，有中华最早的商业活动。山西地处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会地区，边贸长期是山西商业的一大特色。得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与努力，晋商在明清时期达到极高的发展水平，在商路舞台、商业财富、商业伦理、商业组织、经营艺术、管理制度、商业技术、商业教育、城乡建筑、庙宇俸祀、社会习俗以及商业精神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明清时期晋商商业文明的全面成熟，同时体现在商业行会制度方面，晋商行会作为自律、自治、自卫的民间社团，在组织商务活动、处理商事纠纷、促进市场有序竞争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晋商离乡背井远营于异乡外土，但不管走到哪里，中和之道长久不变，诚信义利始终如一，以亲缘、地缘与关公情结为纽带，以晋商会馆为基地，相互联络，相互支持，相互提携，体现了中国最大的区域商帮——晋帮商人的风貌。由于晋商活动在空间上地域广阔，在时间上年延续，在行业与内容上丰富多彩，晋商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挈领了中国商人精神。（本文转载自《孔祥毅文集》第五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司马迁：《史记》[2]班固：《汉书》[3]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年第二版。[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5年第二版。[5]渠绍淼：《山西与“丝绸之路”》山西卫视农网年8月10日。[6]田北元等：《商贾史》上海文艺出版社，年。[7]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山西经济出版社年。[8]《中华古文明大图集·通市》，人民日报出版社、乐天文化（香港）公司、宜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等出版，韩国大宇集团赠书版。[9]朱华：《三晋货币》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版。[10]胡振祺：《三晋货币考》《金融经济》钱币专辑年第一期。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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